事实上，基于不久前上调股票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经验，市场在利息税调整正式消息发布之前，已经对此有所反应。虽然此前也有专家指出，国家调整利息税并不简单，需要一定的程序，但市场仍然显得将信将疑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以人大修法的方式处理利息税问题，无疑在打消社会顾虑、让公众对未来有更明确的预期，以及维持国家信誉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。说它树立了一个依法行政的典范也并不为过。
利息税政策调整的整个过程，让人们又一次注意到了法定程序的重要，在彰显法律严肃性的同时，也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税收法律与经济调节的关系。
1999年，国务院经人大授权，决定从当年11月1日起，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征收20%的个人所得税。这个决定的初衷，是在当时内需不振，连续7次降息、储蓄存款余额依然持续增长的背景下，希望借助开征利息税，把一部分储蓄存款从银行里“赶出来”，从而刺激消费，扩大内需。事实证明，这个想法过于简单了。在我国注重储蓄的社会文化传统浓厚，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，普通居民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，住房、教育、医疗压力沉重的现实条件下，仅靠征收利息税，不可能达成预期的效果。
1999年开征利息税时，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接近6万亿元；2003年，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0万亿元；到了2007年3月底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17万亿元。尤其是今年以来，我国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5月份中国CPI同比上涨3.4%，上涨幅度已连续3个月达到或超过3%。居民存款已经实际上进入负利率时代。
一方面，原来开征利息税设想的目的无法达到；另一方面，居民的存款需要保值，老百姓的利益需要维护，对利息税进行必要的调整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调整，则成为一个现实问题。
虽然有专家论证了由国务院直接停征或减征利息税的可能，但这种试图绕开应有法律程序的做法显然并不合适。毕竟由行政机关有意识地规避法律并作出事实上的改变，与法治的精神不符。更何况，税法的特性之一是基本稳定，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，靠频繁变更税收政策调控经济发展，不但未必有效，而且肯定会伤害税制的稳定和纳税人的生产、生活。而政策稳定的重要保证之一，恰恰是相关法律程序的规范合法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利息税的调整，按法定的程序操作和实际的调整至少一样重要。
不可否认，由于处在社会经济剧烈变动的时期，我们过去习惯于采取很多直接、方便的手段去干预市场和经济，这种方式也曾经发挥过很多积极的作用。但是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法制观念的加强，用符合法律程序的方式，在慎重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再出台政策或修订政策，才应该是现在的常规做法，才是保障各方面利益的重要前提。
在对利息税停征、减征的讨论中，人大最后采取了修法的方式进行授权，这在形式上更为稳妥，也有利于立法的统一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