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技部数据显示，2014年，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（R&D）预计达到1.34万亿元，其中企业支出占76%以上。这意味着，其中有数千亿研发投入来自公共财政直接投入或补贴企业的投入。
全国两会闭幕前夕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院院长高抒接受经济观察网采访时表示，基础科学研究还存在重复投入、资金浪费等问题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有关部门不愿公开基础研究数据。“数据公开没有任何流程可走，只能逼着研究机构‘走关系’。”高抒呼吁，要把来自纳税人的钱，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，并通过科研成果回报给纳税人。
高抒连续3年的提案都聚焦科技体制改革，今年的主题是“建立和完善科技数据共享管理制度”。他向经济观察网记者透露，在海洋科学领域，由于国内没有第三方基础研究数据的购买渠道，一些科研人员为了拿到数据，跟政府部门搞关系，谁的关系硬，谁的数据就全。这不仅造成寻租式腐败，还潜藏保密数据外泄的风险。
在大数据应用时代，科研项目却往往无数据可用。高抒以自己从事的海洋科学研究为例说，当今基础科学研究数据采集复杂，前期资金投入大，如果数据不能共享，“躺”在有关部门，相当于浪费纳税人的钱。
高抒建议采取数据共享的激励模式。他举例说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有一个海底观测网（NEPTUNE），有数百名职工，这些人员的贡献和收入等，都由市场价值来衡量。主管部门将数据用户量、共享数据量作为考核指标。“观测站的负责人必然会寻求共享数据规模扩大的途径，而不是拿着数据坐吃山空、给科技人员设置障碍。”他说。
“要建立分层次的科研数据共享机制，具体分为自愿公开、有条件公开、不公开。”高抒说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（NOAA）在国际水域和美国海岸带建设的两个观测网体系向全社会公开。而综合大洋钻探计划（IODP）各航次中获得的样品，则要通过一定的申请程序才能共享，经国际委员会批准，且只对部分材料实施有限范围的共享。
但是，高抒说，对于一些涉及军事秘密的数据，不能进入共享范围。与此同时，对于有一定私密性的自然科学研究项目，一些国家鼓励共享，但不强求共享。尽管这些数据的获得也是公共投入的结果，但科技人员被允许保留他们的私密数据，这有利于他们进行创新性的研究活动。
高抒认为，中国应合理制定保密（或私密）数据的界定标准，事先告知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，凡是不在保密（或私密）之列的数据，都应进行不同程度上的共享。即便是保密数据，应针对特定的某个计划或项目的，而不是针对这一数据的学科类型。例如，假如把物理海洋学中的盐度和流速的所有数据，均列为保密范围，则物理海洋学的科学研究将无法进行。